庆历五年的春末夏初，汴京城的政治气候完成了一场彻底的逆转。曾经高悬于朝堂之上的新政旗帜，已然坠落泥淖。范仲淹、富弼相继被罢黜出京，如同被抽去了脊梁，革新派阵营顷刻间分崩离析。反对派的欢呼与清算，如同潮水般席卷了帝国的权力中心。
一
最先感受到这凛冽寒意的是欧阳修。关于他“盗甥”案的调查，在范仲淹离京后，以惊人的速度得出了“结论”。尽管始终缺乏确凿证据，但御史台与刑部联署的奏报中，仍以“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欧阳氏券”等模糊不清的罪名，认定其“有伤士行，玷辱清议”。
诏书下达：贬欧阳修为滁州知州，即日离京，不得延误。
没有申辩的机会，没有廷对的程序，一纸贬书，便为这场精心策划的污蔑画上了句号。其中的政治意味，远大于法律裁定。
离京那日，天色灰蒙。欧阳修立于汴河码头，身边仅有老仆一人，行李寥寥。昔日车马盈门、诗文唱和的盛景，恍如隔世。送行者寥寥，世态炎凉，莫过于此。
一艘官船停泊在侧，船夫默然等候。欧阳修回首，望向那座吞噬了他理想与声誉的巍巍京城，目光复杂。有愤懑，有不平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勘破世情的淡然与自嘲。
他想起自己当年意气风发，以《朋党论》震动朝野，何等快意！如今看来，那篇文章非但未能辨明君子小人之别，反而成了刺向自己及同道的利刃。是自己太过天真，还是这庙堂本就容不下纯粹的赤诚？
“永叔兄。”一声轻唤自身后传来。
欧阳修回头，见是同样因牵连而被贬为夷陵县令的余靖，匆匆赶来送行。二人执手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河风猎猎，吹动彼此早已不复光鲜的衣袍。
“晦之（余靖字），你也保重。”欧阳修最终拍了拍老友的手臂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夷陵路远，珍重前程。”
余靖眼圈微红：“永叔，滁州虽非恶地，然此去…不知何日再能同醉。”
欧阳修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历经风波后的疲惫与一丝超脱：“醉翁之意，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或许远离这是非之地，方能寻得片刻安宁。”
他不再多言，转身登船。船夫解缆，长篙一点，官船缓缓离岸，驶向茫茫水道。欧阳修独立船头，青色官袍在风中鼓荡，身影萧索，却挺得笔直。他不再回头看那座越来越远的都城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烟水迷蒙之处。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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