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揣着那两万块钱，像揣了个烧红的煤球，连夜就扒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。
从广州到重庆，坐最快的车也得晃荡一天两夜。
车厢里那股味儿就别提了，汗臭、脚臭、泡面味儿，还有不知道谁家孩子拉在裤子里的味儿，几种味道拧成一股绳，一个劲儿往你鼻子里钻。
我瘸着腿，好不容易挤到个靠窗的位置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对面就坐下一个戴金丝眼镜的，文质彬彬，手里还捧着本《读者》。
我一看这派头，心里就踏实了，文化人嘛，总归安全点。
结果没过两分钟，他就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问我：“同志，要盘吗？最新的，香港原装，保证有你想看的内容。”
我斜眼一看，他袖子里滑出几张光盘的角，封面上花花绿绿的，全是些穿着三点式的洋妞。
我当时就火了，我陈默好歹也是个考古系的副教授，虽然是落魄了点，但也是知识分子。
我义正辞严地对他说：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是那种人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见过我这么不上道的。
我清了清嗓子，凑过去压低声音：“……有没有小日子那边的？”
一路鸡飞狗跳，总算是熬回了重庆。
下了火车，闻着空气里那股熟悉的味儿，我差点没哭出来。
我没敢耽搁，直接搭上了去奉节的船。
在奉节码头，我没费多大劲就打听到了水生和耗子的下落。
有人告诉我，这俩货现在是码头上的“钉子户”，别人都忙着找关系、拿补偿款，准备搬迁，就他俩，还守着那条破船，天天在江里打鱼，打上来的鱼就地卖给江边的饭馆，日子过得倒是比谁都逍遥。
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俩人正蹲在船头，就着一盘油炸小鱼，一人吹一瓶山城啤酒。
水生还是那副老样子，晒得跟块黑炭似的，穿着条大裤衩，光着膀子，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，像江里的石头。
耗子瘦了点，但精神头还不错，嘴里叼着根烟，正唾沫横飞地跟水生吹牛，说他当年在部队怎么用一包炸药炸开一个山头。
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，咳了一声。
耗子回头一看是我，嘴里的烟“啪嗒”一下就掉在了甲板上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：“我操！教……教授？你还知道回来的？我都快以为你卷款跑路了”。
水生也站了起来，没说话，只是上上下下打量我，目光最后落在我那条瘸腿上，眉头皱了皱。
我嘿嘿一笑，把手伸进怀里，掏出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往他俩面前的甲板上一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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