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李傕、郭汜在长安城内如同争食的野狗般互相撕咬，将汉家最后一点尊严践踏进泥泞之时，远在兖州的曹操，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远的战略眼光，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兖州，鄄城。州牧府内，曹操正与麾下核心谋士商议大计。此时的曹操，已基本平定兖州黄巾，收编其精锐为“青州兵”，又得到荀攸、程昱、毛玠等贤士辅佐，实力大增，羽翼渐丰。
“主公，”首席谋士荀攸神色郑重，进言道，“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，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将军首倡义兵，然困于山东，未能远赴关右。今銮驾旋轸，东京榛芜，义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旧而增哀。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民望，秉至公以服雄杰，扶弘义以致英俊，天下虽有逆节，必不能为累。若不时定，使豪杰生心，后虽为虑，亦无及矣。”
这番话，深深打动了曹操。他深知，在群雄并起的乱世，拥有汉献帝这块“金字招牌”，在政治上的巨大优势——奉天子以令不臣（或曰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），远比在战场上拼杀来得事半功倍。
几乎同时，谋士毛玠也提出了类似的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以蓄军资”的战略方针。
曹操抚掌决断：“公达、孝先（毛玠字）之言，正合吾意！此乃天赐良机，岂可错过！”他目光锐利，扫视众将，“即刻整顿军马，筹备粮草，西迎天子！”
然而，通往关中的道路并不平坦。李傕、郭汜虽内斗不休，但实力犹存，且关中地区军阀林立，情况复杂。曹操最初的几次试探性西进，皆因沿途割势力和粮草不济受阻。
转机出现在兴平二年（公元195年）。李傕、郭汜的内斗白热化，汉献帝刘协在张济（短暂调解李郭矛盾后）、董承（献帝岳父）、杨奉（原白波贼帅，后归附朝廷）等人的护卫下，抓住李傕、郭汜再次火拼的间隙，毅然决定逃离被蹂躏得不成样子的长安，东归洛阳！
这是一段极其艰辛和危险的旅程。献帝一行人如同丧家之犬，身后有李傕、郭汜的追兵，沿途有各路小军阀的觊觎和劫掠，缺衣少食，风餐露宿，到达洛阳时，随行百官“饥饿淋漓，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，或饥死墙壁间”。洛阳宫室早已被董卓焚毁，一片断壁残垣，献帝只能暂居在故中常侍赵忠的旧宅中，处境极为凄惨。
曹操在兖州闻知天子东归至洛阳，大喜过望！他知道，机会来了！
“此真天助我也！”曹操立即召集文武，果断下令，“夏侯惇、曹洪，率精兵为先锋，星夜兼程，赶往洛阳护驾！荀攸、毛阶，留守鄄城，保障后勤！其余众将，随我亲率大军，即刻出发！”
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七月，曹操大军抵达洛阳。
当曹操踏入那片废墟般的帝都，看到形容枯槁、眼带惊恐的年轻天子，以及那些衣衫褴褛、如同乞丐般的公卿大臣时，他心中感慨万千，但更多的是一种“奇货可居”的兴奋。他立刻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手腕和表演才能。
他恭敬地觐见献帝，呈上早已准备好的粮食、布帛等物资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他痛斥李傕、郭汜的罪恶，誓言匡扶汉室，言辞恳切，声泪俱下（至少表面如此），赢得了献帝和部分公卿的好感。
然而，洛阳残破，且靠近西凉军势力范围，并非久留之地。曹操采纳董昭（新投奔的谋士）的建议，以“洛阳残破，粮食匮乏，非陛下宜居”为由，力排众议（主要是杨奉、韩暹等护送有功的将领反对），决定将朝廷迁往自己的根据地——许县（后改为许都）。
八月，曹操护卫汉献帝及百官，正式迁都许县。
抵达许都后，曹操立刻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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